依据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国家权力与公民的自由形成一对矛盾关系。
没有获得辩护权，被告人的其他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都无法实现。从上文刘少奇的讲话可以看出，辩护权和获得辩护权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强调被告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后者更强调获得他人（辩护人，尤其是律师）帮助辩护的权利。
[26]参见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25页。人权的宪法化体现了人权价值的现实化，为人权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多样化的形式。司法原则是公检法三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基本精神，因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作为司法原则具有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这一基本权利的属性。而将获得辩护权置于《宪法》第3章第7节，仅在附则之前，表明制宪者对被告人权利不够重视。[2]有学者从条文的立法意图、宪法制定的历史和立法模式论证了该规定的司法原则属性。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并未明确提到被告人的自行辩护，但该项权利必然体现在该修正案的内涵当中。人权保障原则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应验了立宪主义将国家拟制为人权侵害主体的最初想象。{5}1242-1250二、量化的自由从哪里入手来理解严复以古文的方式对现代政治概念的描述呢？佐藤慎一认为，《政治讲义》最大的特色在于用彻底量化的态度来对待专制与自由这一问题，而这一特色也是理解严复的关键所在：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对专制与自由的问题虽然从各种各样的立场展开了不同的论述，但是除了严复之外，所有的论者都是将专制与自由作为质的问题来把握的。
三、宪法与议院严复在《政治讲义》中把专制与立宪当作对立的一对概念来理解，他认为专制也是一个只能用程度来量化的词汇，因此，专制与立宪的差异在于改废政府的方式。孔飞力．封建、郡县、自治、立宪-晚清学者对中国政体的理解与倡议[J]．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5,(27) :1-15. )[6]在论述辛亥革命的一篇精彩论文中，沟口雄三从内发性发展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历史的内在连续性问题才是思考的起点，主张采用所谓的十六一十七世纪视角坐标，指的是承认明末清初的历史变动，并且认为这一变动贯穿整个清代，其发展直至清末的动荡期是一个长期的俯瞰性视角坐标。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如1910年刊载于《国风报》上的一篇署名为长舆的文章，题目是《立宪政治与舆论》，文中称清廷自1906年宣布仿行立宪以来，咨议局、咨政院次第成立，国会之开即在旦夕。
立宪与专制的关键区别，是有没有议院作为观测民意的制度，立宪政体就是将革命制度化的政治体制，因为，革命而乱者，皆坐无以为宣达测验舆情之机关耳，皆坐无国会议院耳。而于民事，转无所干涉，听其自生自灭于两间。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将判断舆论的标准解释为议员投票的多寡之数，这仍然是一个量化的标准，而《立宪政治与舆论》一文却指出，有势力之舆论非必即有价值之舆论，舆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能够代表众意，实现众治。严复则是从民（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立场来阐释其政治学说的，而且他主张平等地赋予民政治权利的民权思想亦引人注目{2}。欲求免此，舍逆命造反而外，无可据之法典，以与之争。他尤其强调归纳的方法，所谓的内籀之术就是对待政治学的根本态度：初不设成心于其间。
史华兹教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开篇就提出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西方并非一个明确的已知量{4}。这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在逻辑上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即地方基础应当优先于国家统一，也是国家统一的基本条件。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也。{5}475其二，以地方自治为开议院的政治准备。
{5}34-35如史华兹教授所说，在《辟韩》一文中，严复表达了他的激进主义，不过，这种民主主义的信仰要在他的保守主义前提下才能理解{4}45。今假政府之于民也，惟所欲为，凡百姓之日时，百姓之筋力，乃至百姓之财产妻孥，皆惟上之所命。
注释:[1]严复对于中国立宪政治的关心，集中体现在他对议会的执著讨论中，代表性作品包括：1905一1906年所作的《政治讲义》一书和1906年发表在《外交报》上的《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续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两篇文章。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
费孝通把这种状况命名为‘差序格局，然而，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向立宪过渡，还要培养国民素质，因而在清末应大力提倡‘合群（社会统合）和‘上下一体化。五洲政治之变，基于此矣，同时他也指出自由平等等西方概念虽然是讲义中的核心概念，但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为学术仍然以中国为依归：古之人发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载籍，莫不有考，然而最后百年，其学乃大盛，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于谋新，而率旧之思少矣。而议院肇立，民权新用之秋，往往社会巨细，皆务为之法，以督治之，而烦苛转甚。他认为国家同生物一样是有机体（有机之体、官品）。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凡此皆相因而生，无由解免。
另外，孔飞力也从晚清的地方自治运动人手来分析辛亥革命前十年的立宪运动，他认为地方自治理念在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中国传统的、封建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宪政理论中的分权与限权思想不能落到实处，中国晚期帝制的社会对于平权与选举代表制度来说，并不是一块丰沃的土壤。于是，清廷对乡绅等地方精英的期待也是传统的官民关系的写照：通过教育开导下级平民，使其具有上下一体化的国民素质。
同时，既能扶之，斯能倾之，亦能造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
同时，在严复看来，政治学问题，乃是国家，凡是国家，皆有治权。换言之，民间、自治空间的领域得以扩大，并扩充形成为以省为单位的代替王朝体制的新体制框架。
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得，而后不倾。此革命而乱者，皆坐无以为宣达测验舆论之机关耳，皆坐无国会议院耳。在方法论上，严复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严复对议院的理解对当时大多数主张君主立宪的士大夫都有内在的影响，而且这种独特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前夕，甚至有人提出舆论政治的概念来解释立宪政治。
乃今既证不然，则虽常俗言语，于二物同称自由，而吾党政治学中此种字义，必不能用，将于二义，必有一留一去。摘要: 在严复的著译作品中，1906年出版的《政治讲义》是惟一一部专门阐述政治科学的著作，这使该文本在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宪法如诗人的命题使同样具有诗人气质的严复认识到精神性的宪法离不开皇权，大一统才有行动的大力：然则能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国民党建立新政治秩序的进程被1937年日本入侵所打断。
因此，同生物有机体存在进化现象一样，有机体的国家也存在进化现象。其于百姓，以法制言，固无责也。
而居上之人，亦坐无此机关，未由测验。……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严复认为：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对于法学家而言，深刻地理解历史的国家与历史的法律比创立新法典更有意义，重申和加强历史的训诫在任何时代都有其恰当的理由。
在《政治讲义》的第一会，严复就强调他要论述的政治并非中国古代的治术，而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
这些前提是作为理所当然的既定条件被提出来的，并未证明其妥当性。至于十八世纪，当吾国乾嘉间，大为欧洲所仿效。
以政府之由于无责，而转为有责，殆亦势所必至之事。一令之行，一官之立，舆情之向背，不独显然可见也，而多寡之数，亦至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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